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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图书] 秦朝兴亡十六谈：夭折的帝国

本主题由管理员贾晨于 2008-5-21 14:22:53 执行设置高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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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荆轲刺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3)

　　由于游侠扶危济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儒、墨对仁德和兼爱的弘扬，故此两学派也相当推崇仗义行侠之举。据说墨子属下有180人，在墨子的教导下，这些人都具备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品质，足见培养之功力。儒家的漆雕氏之侠，遇事不会面露胆怯之色，做得不对则见到奴婢也要回避，做得正确则敢在诸侯面前发怒，当时的君主认为这是他举止方正的表现因而对他以礼相待。北官黝独立，重名，好勇，据说他在培养自己的勇气时，有人刺他的肌肤，他一动不动；有人刺他的眼睛，他的眼珠动都不动一下。在他看来即使是被人拔掉了哪怕一根毫毛，也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杖击鞭打一样难以忍受。他既不忍受一般人的羞辱，也不忍受万乘之君的羞辱，视刺杀万乘之君如同刺杀一般人一样不当回事。而且他对诸侯也丝毫不畏惮，如果诸侯敢把恶名加在自己头上，那他则一定也把恶名加到诸侯的头上。由于儒家与墨家是战国时的两大显学，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因而他们推崇侠士之举，无疑会对当世的崇侠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游侠的兴盛还受到一些地区尚武之风的鼓荡。如赵之代地，燕之上谷等地皆因地处边陲，与胡人相邻，经常受到侵扰，为了生存不得不提倡武勇，而形成任侠之风。如赵国代地的人民崇尚刚直、好使气弄性，争强好胜。据说晋国尚未分裂时统治者就已经对其桀骜不驯的民风感到头疼，而到赵武灵王时由于国家崇尚武功，更助长了这种风气，以至于当地习俗到西汉中期时仍带有浓厚的赵国遗风。燕国上谷的百姓是迅捷勇猛，行事鲁莽。赵国又由于是地处秦、齐、魏、燕、韩诸强之中，且地势平坦，险阻甚少，因而经常受到各国的侵扰，故危机感甚强，热衷于习武甚至成了该国的国风。中山地区由于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该地的沙丘又是商朝晚期淫乱的中心地区，因而其淫风尚存，所以该地的居民性情急躁，靠投机取巧谋生，男子们经常白天纠合在一起抢劫杀人，晚上则干一些盗墓、制作赝品，以及私铸货币的活动，以谋取暴利。郑、卫等地地处赵、魏、鲁之间，故深受这些地区的影响，其风俗与赵国相似。齐地的百姓怯于聚众争斗，而勇于暗地伤人，所以该地颇多抢劫伤人者。楚地西部的民风慓悍轻捷，爱生气发怒。南部地区风俗则基本与西部地区一样。东部地区有的地方与齐地民俗相近，而吴地则由于吴王阖庐和楚国的春申君先后招致天下喜欢游荡的人士，因此该地也颇有尚武之风。

　　游侠之兴盛还与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有关。游侠一般不事生业，其生活来源主要靠为之服务的一些有势力者来提供，不必如士、农、工、商等四民那样为生计而忙碌，因此他们有相当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诸如斗鸡走犬、角抵博戏、左拥右抱、呼酒买醉、击筑酣歌等都是游侠的生活内容。而这种生活也正是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所喜好却为主流社会所抨击的，但由于社会普遍对游侠抱有好感，于是许多浪荡之人不免借行侠之名行奢侈享乐之实，如刘邦年轻时候就比较喜欢酒和女色。

　　总之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再加上山东六国日渐衰落，统治松弛，不免助长了游侠的发展。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文所谓："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励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严之事，具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故虽然不得上层统治者之欢心，却是"大慊于天下之人心……天下之归之如流水"。结果到了战国晚期就达到了极致，各种各样的侠客遍及天下，荀悦所谓"周秦之末尤甚焉"。而荆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的舞台的。

　　秦吞并六国后，在燕国捉拿那些追随太子丹和荆轲的游侠，然而由于这些人隐身到了东方庞大的尚武社会之中，结果一个也没抓到。不过，遭通缉的游侠虽逃得了性命，但随着大秦强势皇朝的建立，整个游侠群体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秦孝公时，商鞅因认为百姓用来谋取利益的门路有很多，但国家要想强盛，就应该使产生利益的门路归于一途，这样百姓如果不按这唯一的一条路走就不能使他的欲望得到满足，于是不得不集中到这里来追逐自己的利益。由于大家都做同一件事，就能把所有的力量都汇集到一起，而力量集中在一起就会使国家变得强大起来。于是对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以及商贾之士等进行一系列的限制，亦即关闭其牟取名利之门，只提倡能够富国强兵的耕战。在商鞅看来，由于名利出于土地和战争，则百姓就会尽力耕作，乐意打仗，并且即使是战死也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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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荆轲刺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4)

　　具体到包括游侠在内的游士来说，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行为严加限制，他们出游都需要经过官府的许可，若没有官府的许可证明，百姓私自出游，是要受到惩罚的。如睡虎地秦简《游士律》称游士居留而无凭证，所在的县罚一甲；居留满一年的，应加诛责。所谓"游士在，亡（无）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同时为避免富贵之家招揽游士，又加重对他们的税收。所谓"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食之民无所于食。"（见《商君书·垦令》）此外还禁止民间私斗。其结果是百姓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遂使游侠失去了在关中存在的基础，因而虽然山东六国游侠风盛行，但是在关中地区，却甚少侠义之士，社会一直比较稳定。

　　商鞅之后，其政策在秦一直保存了下来，并不断得到完善。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随着"一法度"号令的推行，原来属于秦国的法律，推向了山东六国。山东游侠因之失去了在社会上活动的合法地位。于是那些原来扙剑游行四方的游侠只好四散回到了故里，如同蛰伏在洞穴之中的冬眠的蛇一样静待时变。如刘邦初曾随张耳游，后来却做了亭长只能在沛地做一无赖。韩信更是腰间挎了柄剑在街头来回转悠而出不了淮阴县。

　　虽然游侠慑于法令暂时停止了活动，但由于游侠群体在东方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短期内秦统治者并不能将其彻底清除。事实上，东部地区那种重私义、轻公法的传统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深刻地影响了秦在关东地区的统治。如项伯曾杀人，而张良居然将他救了出来。再如刘邦后来逃入芒、砀之间为群盗，其间还公然回家探视，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乃在于秦虽然在山东地区通过任命官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大量的诸如吏椽、狱椽、亭长之类的具体办事的小官却仍需本地人担任，而这些人多是推崇豪侠以注重义气之人，如刘邦、萧何等，结果便形成了少数来自朝廷的代表国家利益的长吏与大量来自本土的以侠义相高的属官对立的局面，因而犯禁者逍遥法外就不可避免的了。

　　不仅如此，这些以侠义为上的人还频出惊人之语。像韩信，穷得饭都没得吃，有一漂母见他可怜，管了他一阵儿饭，他不觉便把漂母引为知己，感激地说："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的。"显然若漂母肯听，他会有一番高论发表的。谁知那漂母听了，却怒气冲冲地说："作为一个大丈夫却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的，哪还会指望你报答！"其实不仅漂母不相信他能有啥出息，知道他的人都不看好他。在淮阴姓韩的就是一个笑料。原来他终日挎剑而行，淮阴屠户中有一个少年就看不惯说："你虽然又高又大，好带刀挎剑的，实际上胆子却很小！"并当众侮辱韩信说："你不怕死，就刺我一剑；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听了，就从他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为此都笑话韩信，认为他是个胆小鬼。

　　然而有些细节却被忽略了。却说韩信听了那人的话后，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一番，这才从容地俯下身，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这份从容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只有胸襟开阔的人才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苏轼的《留侯论》不就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然而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么？他没说，倒不是他不想说，实在是没有听众。

　　阳城人陈胜有听众，就说了。那时他正给人帮工种地，正耕作着，突然就生起气来了，索性放下农具走到田垄上又是诉说又是叹息地折腾了好久，然后对同伴们说："以后如果谁富贵了，不要把大家忘了。"但同伴也不肯给他倾情表达的机会，同伴们笑道："你不过是个种地的，哪来的富贵？"陈胜便说不下去了，只好叹息："唉，燕雀怎么会知道鸿鹄的志向呢！"陈胜的远大志向后来一直憋到要闹事了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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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荆轲刺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5)

　　倒是英布、刘邦和项羽干脆，一句话便了事，叫人想不听都不行。英布因犯法，被处以黥刑，他却高兴地说："有人给我看过相，说我当在受刑之后做王，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吧？"刘邦是有次去咸阳服役时，有幸目睹了始皇出行的壮观场面，于是大发感慨："唉，大丈夫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无独有偶，始皇南巡会稽，渡江时，项羽去看热闹，居然说了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

　　这种话要是说在后世，只能是大逆不道之语中最为平常的话，发展到后来不是就有什么"皇帝轮流座，明年到我家"的日常琐语么（见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回）。然而在秦汉之际说这样的话，却绝对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因为这种话在当时近乎首创，先秦人是绝对说不来的。翻检史籍，先秦的普通人不仅平时不对王位想入非非，就是生气时也只发发牢骚而已，并且还不直接说，如《诗经》称苍天不公平仁慈，所谓："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又叹息苍天不广大它的恩惠，所谓："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恨极了也不过是说要与自己的王同归于尽，像夏桀残暴，他的人民也从没想到推翻他，而是诅咒他说："这个太阳什么时间消亡？我宁愿与他一起死去。"纣王无道，其下民也不过是诅咒他死："上天为什么不降下灵威？大命为什么还不来到。"周厉王时虽有国人暴动，赶走了厉王，但大家接着也都散了，没见有闹事的人去做周天子。不仅天子地位普通人绝不觊觎，就是诸侯国君的位置，史策上也不见有普通人放言取代。

　　事实上，平民赶走国君或杀掉国君的例子层出不穷，然而也从没有一个普通人取而代之的。可是一进入秦朝，情况立马变了，原来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百姓要干大事了，有的甚至要当皇帝了！

　　要知道秦为了做这个皇帝，自孝公起历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始皇帝等七个君主，一百四十余年，杀了六国近150万男子，方才取得成功。那是极不容易的！可是现在居然有一些近乎手无寸铁的人直接向皇帝叫阵，要取而代之！难道这些人疯了吗？

　　这些人没疯，他们很正常。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天子与庶民对垒的局面乃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是得风气之先者。检讨历史，可以发现在春秋以前，庶民们是生活在一个宗法社会之中，他们与最高统治者王或天子之间隔着诸侯、卿大夫和士等级别，而其间不用说天子，就是士或卿大夫的地位，对他们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因为这种等级秩序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形成的，作为庶民，因与贵族血缘关系淡漠或根本就不存在血缘关系，他们如何能进入这个体系？由于先天不足，所以这种事情想也不会想。

　　同时庶民虽然人数众多，然而却分属于不同的贵族，而每一个贵族在如何统治小民上，制度各不相同，这就使庶民虽阶级属性相同，但却因缺乏共同的利益关联，彼此之间不免相当隔膜。故而从整体上看，数量庞大，但从个体而言，则孤独感相当强烈。所以纵是有这种想法也没有用处。

　　进入春秋时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愈演愈烈，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前期诸侯造天子的反，中期大国争霸，此后又出现了卿大夫与诸侯的斗争及卿大夫之间的斗争。就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纷争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争权夺利，然而在客观上却在日渐瓦解着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秩序。因为就下一级制度上的贵族而言，他们只有铲除上一级的等级制度，才能为自己获得广阔的发展机会，而此贵族阶层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取得下一阶层的支持。结果新贵得势的同时，其下面的阶层又获得了权力，斗争于是在新的层面上再次展开。如此往复循环，结果到战国时因兼并了大量的诸侯国，消灭了大批的宗法贵族，存在于诸国的宗法制度便不可避免地瓦解了。此时大批的民众已挣脱宗法采邑制的束缚，生活在了郡县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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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荆轲刺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6)

　　当时得风气之先的士阶层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从而提出一种以道术、伦理、人格与权势、富贵、爵禄相抗衡，乃至于认为前高于后的新的价值观。如齐宣王有寒疾而希望孟子主动去朝见他，孟子却不肯去："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道义；我哪点不如他呢。"隐士颜斶去见齐宣王，宣王要他近前，他却要宣王朝他靠近，以至群臣质问他是王者贵还是士贵？他说"士贵，王者不贵。"原因是士在道德上优于有名无德的王，所以君主要向士学习。

　　不过虽然士提出了新的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宗法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因而出身低贱以才智见知于诸侯的士，往往与宗法贵族产生激烈冲突，因为宗法贵族要求国君用人以亲亲为标准，而士则要求以贤贤为标准。就国君而言，他是比较倾向于任用自己的亲族做助手的，然而当时各国内部权贵间及列国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又使他们为维护统治，不得不重用贤才，于是士便在维护国家统治这个前提下，与君主结成了联盟，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起宗法贵族来。持续战国首尾的变法运动从某种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此同盟与宗法贵族斗争的运动，然而由于山东六国宗法势力过于强大，结果都不了了之。唯有秦国虽然也出现过短暂的反复，然而此联盟却基本上维持下去，二者以秦民为基本依靠力量，不仅在秦国取得了对宗法贵族的胜利，并且铲除了山东六国的宗法体制，从而彻底实现了士阶层的伟大理想。因而秦立国后，当博士淳于越攻击郡县制，要求实行分封制时，便遭到了士的代表人物李斯的强烈反对，于是秦最终实行了郡县制。

　　对始皇而言，废除等级制度，实行郡县制，法令由一统，这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事情，值得他骄傲。而对那些长期生活在等级社会中的民众来说，自三代以来，他们这是第一次摆脱了宗法制度的束缚而作为一个真正的整体鲜活地存在，他们写同样的字，乘同样的车，用同样的度量衡，出同样的赋税，服同样的役，甚至受同样的刑，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黔首"。这是有史以来的一个极其平等的时代，原来那套以束缚人灵魂为目的宗法思想、礼乐文化被整个帝国所抛弃，历史于是进入了一个可以让人大胆想象、激动人心的时代。

　　最先感受到这一时代特点的不是统治阶层，不是农民，不是商人，而是那些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分属于不同阶层的游侠--不治生业的无赖、无业可作的流浪汉、触禁犯法的罪犯和怀念故国的逃亡贵族，是那些近乎一无所有然而却试图在新的时代拥有一切的人，是那些非主流群体中的思想家，他们是来自战国蛰伏于草莽的英雄。因此当这个大时代到来时，一统天下的始皇固然陶醉不已，这些侠士们又何尝不是欣喜若狂，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拜那个自称始皇帝的人所赐！他们抬头仰望，只见他高高在上，他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是人又是神，他是真人，更是仙真人。他说他的帝国是得了五德中的水德应运而生，是上帝的选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草莽英雄们看他家族的发家史，他自己的发迹史，就不肯认同，他不就是靠武力征服了一切吗！因而始终觉得他不过是个人而已。大秦帝国子民最可爱的一点是从不以始皇的是非为是非，他认为自己要成为仙真人，可老百姓偏说他要死；他说他的事业要传之万世，老百姓偏说他一死他的国家就分裂了。据说这人还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呢。于是始皇成了刘邦的偶像，刘邦说大丈夫就应该像始皇这样，俨然要与始皇比肩而立；项羽更是发誓要取而代之。应该说是时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人们的智慧。

　　这未免也太荒唐，刘邦不过是一个小亭长，项羽不过是一个流亡贵族子弟，陈胜不过是一个佣工，韩信不过是一个流浪汉，英布是一个刑徒，他们既无权又无势，既不富又不贵，用汉武帝时徐乐的话说是"没有王侯之尊，尺土之地；不是王公大人等名族的后代，在社会上没有一点名声；没有像孔子、墨子和曾子那样的贤德；没有像陶朱公和猗顿这种人的财富。"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他们凭什么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凭什么取代始皇？

　　其实这种推理是儒生的路数，儒生推来推去，就逆来顺受了。但侠士们从不这样想，他们只是说我提了命去拼！陈胜说："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死得惊天动地，那些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就这么简单。当时运未至之时，这些游侠，这些大秦帝国的边缘人或徘徊于淮阴，或游荡于吴中，或蛰伏于丰沛，或怅恨于陈地，或浪迹于江上；吃蹭饭、喝闲酒、调戏女人、打架、杀人、抢劫，干着一些为主流社会所厌恶的事情，其间时不时叹息两句，那话语听起来如梦魇、似痴语，于是陈胜、英布同遭人们嘲笑，萧何对人说刘季这人爱说大话，项羽则被他叔父项梁捂住了嘴。却不知这正是来自社会底层的颤音，这是一个动荡不居的时代。

　　汉文帝时贾谊说："秦并海内，百姓们希望得以过上安定的生活，因此没有不对其充满拥戴之情的。"汉武帝时人严安也说："秦始皇并吞六国，使广大的黎民百姓得以从战国的征战中摆脱出来，每个人都以为重新获得了新生，对新王朝充满了感恩之情。"现在看来这话说得过于绝对了。就侠士们而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应该是文化上的重大缺陷导致了秦朝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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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是文化毁掉了秦朝(1)

　　第九章

　　是文化毁掉了秦朝

　　对于秦朝的暴政，汉人认为主要是其统治思想中缺乏仁义造成的。如陆贾就曾不客气地对刘邦说秦一直任用刑法，最终招致了灭亡，如果秦在吞并天下后，推行仁政，效法古圣先王，刘邦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天下的（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见司马迁《史记·陆贾列传》）。贾谊也认为秦是亡在不用儒术，当秦并吞天下，由攻势变为守势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正需施行仁义，然而秦却没有实行，结果亡了国。

　　确实，如果秦能实行仁政，那么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南北拓边、刑法苛暴、大肆求仙、横征暴敛的种种暴政，统治者也可能在仁政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必要的纠偏。汉武帝时就是如此，当时汉武帝由于穷兵黩武，结果导致用度严重不足，于是搜括之法大起。诸如榷酒沽、管盐铁、铸白金、算舟船、租及六畜，致使天下骚动。武帝于是又密织法网，亲信法术之士，强化暴力统治。因此到其统治后期，社会矛盾已相当尖锐，百姓不堪重负，多次掀起暴动，俨然又要重蹈秦之覆辙。然而由于武帝定儒术于一尊，给变革留有一定余地，使得臣下得以以儒家的仁政思想为依据，在危急关头，反复进谏，武帝亦能下罪己之诏，主动承认错误，由之皇朝遂转危为安。

　　如果秦朝能把仁政思想纳入统治思路，它的政策肯定不会如此暴虐，即便是出现一些比较过头的政策，也很有可能在仁政思想指导下予以纠正，从而把皇朝引向坦途。可见汉儒的批评不为无理。所以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本人要说是文化上的重大缺陷导致了秦朝的毁灭。但同时本人也想说，我们不能因此假设，即秦朝若是采用儒家思想就好了。检讨历史可以发现，尽管儒家为战国的一大显学，但秦无论如何是不会以它为统治思想的。

　　应该说秦的统治思想中缺乏儒家思想，大儒荀子早在秦昭王时就已把它作为秦的短处给指出来了。不过在当时的许多精英人士看来，这恰是秦之所长。当时的儒者开口即道尧舜，倡导以仁义治国，故而在战国常被勇于进取的人认为是保守政治，即"文德"政治的代表而大加挞伐，如《商君书·去强篇》断言国家如果有礼、乐、诗、书、善、修、孝、悌、廉、辩等，那么国君就没有能力驱使百姓去打仗，国家因此必将日渐消亡。反之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国君就能驱使百姓去打仗，国家必将兴旺发达而最终取得像夏禹、商汤、周武王等三王那样的成就（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苏秦抨击"文德"政治，认为正是因为"文德"政治，导致了"战攻不息"、"天下不治"、"天下不亲"，主张抛弃无用的"文德"政治而用功利性的实用政治，亦即废文任武，厚养死士，加强战备，在战场上决定敌我双方的胜负，这样才可能建立大的功业（见《战国策·秦策一》）。《庄子·天运篇》中借抨击孔子以批驳儒术，称孔子的仁义主张就像先王祭祀时所摆设的"刍狗"，是一种看似有用实际无用的东西。韩非子认为"文德"政治迂远曲折，是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断言儒者常常以文扰乱国家的法令，因而称儒家为五蠹之一。认为有贤明君主的国家没有书简之文，而是用法令来教导百姓。韩非子又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论证，他指出"文"不过是对"质"的一种文饰，纯属无用之物，只要本质是至美的，例如像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等就根本用不着去纹饰。需要纹饰的质是有缺陷的，并且也是有害的（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见《韩非子·解老》）。因此说礼对忠实诚信而言是虚假刻薄的，并且是召乱的祸首。《吕氏春秋·先已篇》也认为战国之世是一个实用之学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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