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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重刑治国的秦朝(3)

　　很显然，商鞅在大行诛戮的同时，也为秦国的百姓指出了一条活路，并且只要努力还可以名利双收，故秦民虽有一时不适之感，但由于很快从中获得了好处，所以就不怎么闹腾了。再久一点，相当大一部分人就有点欢天喜地的感觉了。秦国在这样的氛围中，愈战愈勇，愈来愈强大。因此可以说，商鞅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重新调整了百姓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新的关系中，尽管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于国家利益，但国家也兼顾到了个人利益，即鼓励并帮助那些意欲通过耕战而获得名利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因此在商鞅变革后的新体制中，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与个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共赢。由之，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不久，就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并持续了一百余年。

　　从本质上讲，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让百姓富庶并受人尊敬，只是他为达到目的运用的手段而已，其中百姓富庶还是他所反感的。商鞅认为民若有耻辱的感觉就会重视爵位，若是有软弱的缺点就会尊崇官职，若是家境贫穷就会非常看重赏赐（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利用爵位、官职和赏赐驱使百姓来实现国家的理想。商鞅认为百姓贫弱则国家强大，国家强大是由于百姓的贫弱导致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在想法使百姓贫弱（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见《商君书·弱民》）。所以商鞅的行为说白了不过是以名利为诱饵，使百姓为了国家的理想奋斗不息而已。

　　总之，由于法家并不以百姓幸福为其追求目标，因此随着国家发展目标的日渐趋近，又由于一些现实的原因，到后来国家施于百姓的恩惠也日渐淡薄，法令倒是日繁一日。

　　发展到秦朝建立，历代君主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业已实现，国家便再不肯假百姓以颜色，开始变着法儿地对百姓展开了掠夺。以前为国征战，立功即授爵，如今莫说受爵，就是战死疆场，国家也不会抚恤其家庭一下；以前服役不过是在所在郡县，役期甚短，如今动辄便是千里之遥，服役之远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且役期极长，秦之男子一生要为更卒一月，正卒一年，屯戍一年，以至于有力役三十倍于古之说；以前转输粮食只是男子的事，现在女子也赴赴奔波于道路之上；以前征发赋税，皆循制度，如今却是一味索取，以至有所谓"头会箕敛"（即按人数征税，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之说，百姓往往要将收获物的大半上交国家才能完成任务。显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在秦朝已完全变成了掠夺与被掠夺关系。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当有限，大部分人家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也不过是能维持温饱而已，而统治者却无休止地掠夺他们的人力与物力。沉重的赋役，使百姓疲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结果是疲弱者走向死亡，强壮者为了生存则去偷、去抢，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结果社会秩序大乱。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即一方面秦统治者为整顿秩序而大设刑狱，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新的犯罪行为产生。其结果自是诛不胜诛，如春韭一般，愈割愈旺。

　　李斯之流在秦国只对嬴政一人负责，至于他们的行为会不会带来消极影响，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国家是嬴政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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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了(1)

　　第六章

　　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了

　　在秦立国之初，称其猛将如林、谋士如云大致还是不错的。可以说，秦之所以能在诸强纷争中后来居上，并最终混一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其持续吸纳诸国才俊。然而后来统治秦朝的仍然是这批人，并且司马迁也曾指出，这些人中不乏安邦定国之才，可是他们却只能坐看国家日渐混乱，并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原因固然甚多，然细究起来，实与始皇乾刚独断、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关系甚大。如博士淳于越对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仅不听，还下令把民间私藏的书籍烧掉，并禁止人们议论时政；方士说了他的难听话，他便大肆株连，以至坑杀诸生460人。凡此种种搞得偌大个帝国，只有他的长子扶苏才敢对他直言进谏，到最后，就是扶苏他也容不下，竟又将其赶回上郡。看始皇如此独断专行，不能不让人在叹息其对秦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也心生疑问：如此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人，他是怎样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

　　打开史籍不难发现，并吞六国前的始皇与并吞后的始皇为人行事大不相同。

　　在并吞六国以前，始皇是礼贤下士的。如他对魏国人缭以礼相待，让缭享受与自己相同的待遇，然而就是这样缭还说他坏话："秦王这个人长得高鼻梁、长眼睛、高胸脯，说话还声音沙哑。这样的人缺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时可以礼贤下士，得志时也容易轻视人，这样的人不可与之长久相处。像我本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有求于我，所以他见到我也非常恭敬。如果让他实现了他君临天下的梦想，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成为他虐待的对象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共事。"说过就逃走了。可是始皇知道后，因欣赏他的才能，不仅不怪罪他责骂自己，还派人把他找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始皇还是待人诚恳、知错能改的。当时韩国的间谍郑国意欲通过让秦修筑水利工程以消耗其人力物力的办法，进而削弱秦国实力的阴谋泄露后，始皇一怒之下下"逐客令"，要尽逐山东六国在秦之游士。客卿李斯于是上书指出秦逐客乃是错误的举措。始皇读后，觉得李斯说得有理，便马上撤回了逐客令，而韩国的间谍郑国在向始皇讲了修渠对秦国的好处后，始皇不仅原谅了他，还让他继续主持该项工作。又如在灭掉楚国需用多少军队这个问题上，青年将领李信认为有20万足够了，而名将王翦则认为非60万不可。始皇当时认为王翦是因年岁已高变得胆小怕事了，于是起用李信伐楚，结果李信大败而回。始皇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赴王翦家道歉并恳请他领兵出征："寡人误听李信的话，致使秦军受辱，现在楚军正乘胜向西进发，将军您既使有病，能忍心抛弃我不管看着我作难吗？"

　　始皇还是集思广益、从谏如流的。对于李斯、姚贾、尉缭、顿弱等人，他可谓言听计从。对于重大事件，他往往都要召集群臣集体商议。如山东四国曾一度试图并力西向攻打秦国，始皇为此曾召集群臣及宾客等60人商议对策。并吞六国之初又曾多次召集群臣、博士、儒生等议政。

　　很显然在并吞六国之前，甚至可以说在秦朝建立初期，始皇的形象还是相当开明的。然而后来随着神化始皇运动的展开，始皇的性情变了。这其中既有始皇对自己的推崇，所谓"德高五帝，地广三王"，"以为自古莫己及"，又有臣下的推波助澜。如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称始皇"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李斯又说"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仆射周青臣说"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更有刻石颂功之举。在数度巡行过程中，先后在峄山、泰山、之罘、碣石、会稽等处刻石颂功，其中如《琅邪刻石》称始皇"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会稽刻石》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君主的神圣地位被制度化，亦即确定"皇帝"为君主的名号。

　　"皇帝"二字出自战国以来的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指传说中的上古圣君，说法也甚多，然见于战国末期者只一种，即《史记》中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五帝指传说中时代在三皇之后的五位圣君，但是具体是哪五位，历来说法不一。《礼记》指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挚）、颛顼等；《易传》指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等；《世本》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祝融等。而《大戴礼记》则提出了六位君主，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禹等，显然该书是把"五帝"的"五"理解为"多"的意思，"五帝"在该书作者看来指的就是多个圣明君主，故而提出了六位君主以付五帝之称；不过虽然众史言之凿凿，然在战国以前，"皇"与"帝"皆与人间的君主无关，它们与人间的君主产生联系那是到战国时期的事了。并且考较它们与人间君主产生联系的过程，可发现尽管"皇"所处的时代在古史传说中比"帝"所处的时代要早，但最先与人间君主产生联系的却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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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了(2)

　　关于"帝"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中，它一方面指上帝，即商代的至上神，在统领所有自然神灵的同时，又管理着人间的各种事情；另一方面又指商的祖先神，即商代已去世的先王，称做"帝乙"、"帝丁"等。据《礼记》称，三代时天子去世后，皆称为帝。则夏、周显然亦称先王为帝。同时与商相同，"帝"在西周也有上帝、天帝的意思。总之，在西周以前，"帝"与传说中的领袖并无直接的联系。春秋时期，随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各种传说于是也渐渐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并日渐丰厚起来。以"帝"来称呼古代君主的传说慢慢多了起来，如《国语》列出了列山氏、柱、周弃、共工氏、后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古帝。《左传》也有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等诸帝。《论语》提到了尧、舜。《孟子》、《墨子》提到了尧、舜、禹。然皆无"五帝"之说。

　　到了战国中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天下渐呈一统之势，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于是在文化领域悄悄地开始了一场古史整合运动，意欲通过整合，使之呈现出历史向来一元的模样。同时又由于世人祖先崇拜情结甚深，且愈古愈受人推崇，于是一些思想家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人们的认可，便有意识地打起了古圣先王的旗号。结果到战国后期，一些史著诸如《荀子》、《庄子》等书才有了"五帝"之说。《大戴礼记》、《礼记》、《易传》、《世本》等才有了实指的五帝。

　　关于"皇"字，在《诗经》中既有大的意思，又有天的意思，也有君主的意思，还可指天神。《楚辞》中有"东皇"、"西皇"之称，其"皇"则指天帝。从史籍中看，皇与上古君主产生联系的历史，要比"帝"晚得多，因此它虽在战国中期与"帝"一起获得了"三皇五帝"的名号，然而却迟迟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某几个古代君主头上。

　　随着三皇五帝观念的构成，古史一元的体系也基本得以确立，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清晰起来，即历史是按照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就是皇、帝、王、霸的顺序发展下来的。按照诸子的看法，这四个阶段各有各的治道。商鞅西入秦，先后说孝公以帝道、王道和霸道治国。在商鞅看来，帝王之道就是以德治国，而霸道则纯系强国之术。《荀子·大略篇》论及诸道之不同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而《管子·兵法篇》讲得尤其详细，所谓"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兵胜者霸。"汉人桓谭又进而将之总结为三皇时期没有制度诏令刑罚，纯粹是以道理来治理国家；五帝时期有制度诏令，但是没有刑罚，以德行教化人民；三王时期是奖善惩恶、诸侯朝见服从领导，以仁义统治天下；五霸时期是兴兵征伐、盟会修睦，以信义矫正世风，用权谋智慧争胜。

　　很显然这既是思想家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在为战国诸雄设计进取的阶梯，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霸"属于低层次的政治形态，"王"和"帝"则属于过渡形态，只有"皇"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显然是在鼓励时主继续向前迈进。只是这个进取的阶梯是指向过去而不是指向未来的，也就是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相反的，但这正是中国人的传统，动辄便说今不如古，看似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其实是以隐晦的方式展示着对美好前景的向往。

　　换个思路看，这有点像是战国诸子合力为诸侯设计的一款名为"走向辉'皇'"的游戏。具体而言，该游戏共分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霸、王、帝、皇。游戏规则共有六条：

　　第一条：本游戏只有诸侯国国君才有资格参加；

　　第二条：本游戏由各诸侯国共同参与，不参加者视为自动弃权，程序在一定时间内自动将其淘汰出局；

　　第三条：本游戏只能从最低层次开始依次攀升，不得越级跃升；

　　第四条：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要求，只有达到某一等级的要求，才能获得该等级的称号。简而言之，"霸"的要求是推行霸道，"王"的要求是推行王道，"帝"的要求是推行帝道，"皇"的要求是推行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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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了(3)

　　第五条：能够在等级序列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君主，程序将根据其所获得等级的高低给以相应的奖励。如获得"霸"的称号，就会得到周天子的褒扬、所在地区诸侯国的拥戴等奖励；获得"王"的称号，就会得到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等奖励。

　　第六条：长期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诸侯将被程序适时淘汰。

　　事实上，诸雄也正是沿着诸子所设计的这个等级序列向前发展的。只不过他们将诸子为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的第四条暗地做了改动。因为以所谓的王道、帝道、皇道来作为获得王、帝、皇称号的条件，对他们这批擅长霸道，习惯了阴谋诡计的君主们而言，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玩不了，但他们又抵制不住诸子所设计的这个游戏的诱惑，于是便心照不宣地把第四条游戏规则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即如果能够在所在地区的诸侯国中获得领袖地位，就等同于实行了霸道，就可称为"霸"；虽然不能统一天下，但若能在诸雄当中居于领袖地位，就等同于实行了王道，就可称为"王"；虽然不能以德治国，但只要能并吞天下，就等同于实行了帝道，就可称为"帝"。

　　于是按照这样一个经过微调的游戏规则，诸侯们大都参与到了这个游戏中。到了秦孝公继位时，山东地区的齐、楚、韩、赵、魏诸国早已在"霸"这一级呆了多年了，其中的一些强国如魏国已不屑于与其他诸侯国并立，而欲向更高的一个等级"王"跃进了。在此情况下，秦孝公奋起直追，终于在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得天子封爵为"伯"，从而跨入了"霸"的行列。然而此前的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魏惠王已因自认功绩卓著，能够号令天下，而乘坐着以前只有周天子才能乘坐的车辆自称"夏王"了。

　　当魏称王之初，其他强国还因其僭越王位，兴兵讨伐之，然而没过多久便也禁不住诱惑而纷纷称王。这就有点不按规矩办事了，因为若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包括魏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王"的称号统统都应取消。因为即便是强大的魏国，在当时也频频受到齐国和赵国的挑衅，并没有真正拥有号令天下的能力。但一来"王"的称号太诱人了，二来此时的天下早已没了主持大局的共主，诸国之间虽实力有一定悬殊，但差距也并不明显，因此大家便来了个互相承认糊里糊涂地都算过关了。

　　此后又过了数十年，诸国中一度出现齐、秦两个大国并峙的局面，于是两国便想超越诸国，更上层楼。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年），齐应秦之约携手迈向第三级，秦昭王称西帝，齐泯王称东帝，东西二帝并存。然而齐泯王称帝没多久，由于怕招致其他强国的憎恨，又主动取消了称号。而细究诸国可能憎恨的原因，乃在于其名实不符。却说帝这一级的要求太高，且不提诸子所要求施行的德政齐无法兑现，就是诸雄认可的标准，即"并诸侯，吞天下"（见刘向《战国策·秦策一》），齐也没有实现。并且不仅是齐，即使是秦与此标准也相差甚远。因此齐去掉帝号重新称王后，秦也又称起王来。此后为了达到"帝"的条件，各国又进行了几十年的竞争，结果秦成了最终的胜利者，直接晋级。于是一待六国全部被吞并，嬴政就要臣下议帝号，开展体现其功业的帝制活动，所谓："寡人以渺小之身，兴兵诛除暴乱，依靠祖宗的保佑，使六国君主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天下获得了安定。现在若不更改名号，就无法显扬我的功业，传给后代，请商议帝号。"

　　很显然，就嬴政而言，能称帝就很满足了。然而李斯之流却跨过"帝"这一级，直接将嬴政推向了"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嬴政推向了皇中之最，所谓："臣等与博士们商议说：'古时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贵。'因此臣等冒着死罪上尊号，尊王您为'泰皇'，所发布的制度之命称'制'，所下之令称'诏'，天子自称为'朕'。"

　　照说为臣下的为讨好自己的君主，不免会说上些阿谀奉承的话，这都可以理解，然李斯们这样做，就有点过分了吧。因为即使是就"帝"而论，嬴政也是仅得其表而已，其里实以霸道充之。就其个人品性而言，他与圣人的特质相去甚远，因而以"帝"处之，实属吹捧，更不用说以"皇"称之。从李斯等人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越"帝"而趋"皇"，并且在称"皇"之前，还先抬高了"皇"的地位。按三皇五帝并称而论，三皇分明是五帝之前的三位人君，然而在李斯之流那里，三皇则变成了三尊天神。所谓天皇与地皇分明就是领导天地的神灵，而泰皇之泰，当来自于"泰一"，即"太一"，是天帝之别称，是衍生天地的最高神，故"泰皇"在三皇中最尊贵。很显然这里的三皇都是指的天神。李斯等人欲上嬴政尊号为"泰皇"，即是要神化嬴政将其尊奉为神灵。而这种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如果这成为事实，就将拉开君主与臣民的距离，使君主如日月般高悬于帝国之上，听不到也听不进匍匐于大厦之下的亿万臣民的声音，从而容易造成君主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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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了(4)

　　然而李斯之流却不管这些，他们在秦国只对嬴政一人负责，或者说嬴政是老板，而他们则是打工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老板嬴政的欢心。只有嬴政高兴了，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至于他们的行为会不会对国家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国家是嬴政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如果嬴政追究他们的责任呢？这个反问就有点不高明了，因为自古及今，加强领袖权威的行为无论怎样做都是不过分的。这从嬴政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出来。嬴政对李斯等奏议的批示是"去掉'泰'字，采用'皇'字，同时兼采上古的五帝的位号'帝'，称做'皇帝'。其他如奏议所言。"很显然，李斯们的奏议让嬴政心花怒放，但要他直接越"帝"而称"皇"，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但要是放弃了，又于心不忍，于是他便折中了一下，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谦虚地称做"皇帝"。

　　应该说皇帝称号的取得，既是该政治集团运作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嬴政的愿望。但从深层的文化层面看，又不尽然。

　　一方面，它实际上是先秦诸子的英雄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商代的极端迷信神权和西周敬天保民的神本主义思想相比，先秦诸子宣扬英雄史观。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见《老子》第二十五章）。荀子说"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见《荀子·礼论》）。管仲说"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见《管子·白心》）。商鞅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见《商君书·画策》）。墨子说"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见《墨子·尚贤中》）。

　　一些思想家在宣扬英雄史观的同时，又将之具体化，这在儒家与阴阳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孟子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一治一乱，治是"圣人"、"圣王"之功，乱是"暴君"之过，圣王与暴君决定着历史的面貌。而圣王的出现则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见《孟子·公孙丑下》）。阴阳家邹衍把帝王的产生归结为天的意志，并把阴阳五行引入历史领域，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帝王的产生和朝代的变化，创立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宇宙万物皆由五行构成，这五种元素又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对应，相生相克，循环不息，称为五德。按这种说法，帝王的接踵而出、朝代的更替是必然的，并且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元素与之对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在邹衍看来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但在循环的每一个关键时期，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圣明帝王。从历史发展看，先秦诸子的英雄史观既是先代思想由神本向人本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他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种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轻视民众力量的倾向。总之由于思想界普遍推崇英雄史观，因而始皇的被神化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另一方面，做皇帝也是自有国家以来历代君主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却说在贵族共治的体制下，君主的行为处处受到贵族的掣肘，于是君主不免时时产生挣脱贵族束缚的欲望。自三代起，就不断出现君主专制的苗头，但在贵族共治的时代，这种举动无异于自杀，夏桀之被放逐原因不甚明朗，但商纣之被逼自焚却是与他任用飞廉、恶来等有才能之人而排斥箕子、微子等宗族势力的影响，试图加强王权，从而招致宗族势力的强力反弹关系甚大；后来的周厉王之遭遇国人暴动而被放逐，也与他将山林川泽的使用权收归王室以加强王室力量有着莫大的关联。

　　不过虽然三代之王专制的努力迭遭打击，但这种势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却在春秋时期取代天子而成为政治斗争主角的诸侯和卿大夫间得到了延续。在此期间，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败亡的国君与卿大夫不胜枚举，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各主要国家的一些杰出的国君或卿大夫，通过实行专制统治，逐渐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自血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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